或者虽然涉及到了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某些决定因素，却未能展开进一步深入分析，也未能联系全球化及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和资源配置格局（如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论）。
最关键的是，眼下是供应过剩而不是短缺，任何退税或者降息的方法都不管用，企业一堆存货烂在仓库中卖不动，政府减少资金使用成本又有何用呢？因此若要评估退税带来的正面效应，是建立在过剩问题被基本解决的前提上，然而眼下还遥遥无期。理论上讲有4种办法处理地方政府债务。
如此一来在新年给美元施加了很大的上行压力，美国这么做有其必要性，除了台面上的经济复苏原因，另外一层重要因素是印钞来稀释庞大的债务国内的经济投资所需要的债务，更类似于日本的自产自销型的债务格局。也只有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的还富于民，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而且没有预算约束，发新债还旧债不成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爆发的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
除却政府定位的长期改革目标外，当下的政府债务问题之下，中国亟待提高的是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并对政府宏观决策加以约束。另外，从债务偿还能力的角度来看，用"净债务"的概念更为合适。而这种挑战来自于我们的自然生态系统、资源和大宗商品所面对的过度压力。
我最近一次到北京，从宾馆窗户望出去，满眼尽是是浑浊污染的空气，与我在芝加哥厨房窗户里欣赏到的闪闪发光的密歇根湖景色形成了鲜明对比。幸运的是，中国很多人都理解这一点，现在中国与美国政府、企业界和包括我所在的研究和倡导机构在内的非盈利性部门展开了合作，这给他们提供了优化城市规划、制订合理的基础设施计划所需要的工具。中国的未来需要继续进行城市化，但如果没有全新的城市化途径，继续进行城市化只会让问题恶化。另一个例子是：建筑物。
对此，一个包含小一点的街区、多用社区及便捷的公共交通的解决方案将会缓解这些意想不到的后果腐败无处不在，今年夏天因管理不力造成影响6亿用户的大规模停电。
如今，巴西经济增长近乎停滞，俄罗斯苦苦挣扎，印度和中国也将迎来十年最低的增长率。金砖国家——乃至全体新兴经济体——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值得高度赞扬。规模占巴西经济10%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便深受其害。在某种程度上，印度有些独特：它长期存在预算赤字。
它们的宏观经济管理仍然可靠，尤其是中国，它在避免硬着陆的情况下显著降低了对出口的依赖。俄罗斯的情况与之相似：经常账户存在盈余，通胀率较低，预算平衡。一些国家为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标准而勒紧腰带，一旦加入后却放松下来。它们独享补贴性的信贷，聘用最优秀的毕业生，积极游说反对放松管制。
尽管宏观经济稳健，但金砖国家的商业环境并不可靠。尽管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之大一点都不亚于它们的相似程度，但金砖国家(Brics)中的四个原始成员都同时绊了跟头。
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经商环境(Doing Business)排名中，中国才排在第91位，俄罗斯排第112位，巴西排第130位，印度排第132位。但在过去两年，这一中值已降至40%以下。
当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时，新兴经济体的预算赤字较低，因此完全可以采取有力的财政应对措施。这一次，充足的外汇储备抵消了资本外逃，减少借入美元债务的行为保障了企业不会受到贬值影响。这些石头国家（Rocks，即这些国家名称的首字母组合）能告诉金砖国家如何重拾动力。但宏观经济上的成功滋生了微观经济领域的自满。与其他国家一样，腐败和价格扭曲是中国的关键挑战。将出任总理的李克强近期表示，中国快要耗尽充足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现在必须依靠改革红利。
反而是卢旺达、阿曼、哥伦比亚和哈萨克斯坦纷纷跻身前60之列。在美国，家庭借贷过多，但监管机构坐视不管。
然而，正如富裕国家在其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代后发现的那样，稳健的增长会滋生自满情绪。然而，由于一连串的微观干预损伤企业信心，巴西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仅略高于1%。
在1997年至2002年的新兴市场危机之后，这些坚实的宏观经济基础造就了优异的表现。结果就是，金砖国家成功度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但面对全球需求的持续疲软，它们则缺乏抵抗力。
供应面的僵化严重妨碍了印度经济发展，使得刺激政策很快演化为接近10%的通胀率。该公司尽管于2007年发现极具开采价值的近海石油，但当地成分要求(local content rules)和不合理的定价机制使其处于亏损状态。IMF对中国趋势增长率的预计从9.5%下调至8.5%。如今，通胀率处于两位数水平的不到五分之一。
俄罗斯未能实现制造业出口，反而在输出熟练劳动力。一年前，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还是世界经济的宠儿。
金砖国家正照着类似的剧本行事。译者/刘鑫 进入专题： 金砖国家 。
巴西通胀率较低，公共财政稳健，汇率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欧洲，欧元区成员国资格的俱乐部效应进一步增加了这种自满。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所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有一半国家的通胀率都达到了两位数。静止的通胀率使它们得以放心地放宽信贷。从中可以得到两点教训：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同样重要，以及加入一个显赫的经济俱乐部是有危险的。既然廉价的外国资本提高了生活水准，这些国家自然也就失去了解决劳动力市场僵化等微观经济问题的意愿。
正如IMF在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所提到的那样，过去十年首次出现了新兴经济体持续扩张时间长于发达经济体、衰退时间短于发达经济体的现象。在过去16个月内，巴西央行将贷款利率累计下调525个基点，以图恢复经济增长。
不过，它在微观经济方面存在与其他成员国一样的缺陷。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预测印度有望维持8.1%的年经济增长率，但在今年就将这一数字下调为6.9%。
就在20世纪90年代，新兴经济体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中值还在65%以上。政府肆无忌惮地对市场进行破坏性干预，并放任国有企业打压具有创新能力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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